在日前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总书记在题为《深化伙伴关系增强发展动力》主旨演讲中提出“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重要论述，成为此次会议中的一大特色。亚太自贸区建设（FTAAP）不但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背景下深度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提升中国经贸治理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又一重要事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亚太自贸区建设有助于缓解国内“新常态”下的经济下行压力和落实好五大重点任务。当前制造业投资低位徘徊，基建投资难以持续保持高位，内需尚未完全释放，中央制定的“去产能”和“去库存”任务落实难度较大，因此，需要更加有效积极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艰难且出现分化，根据《世界经济展望》的统计数据，2016年GDP增长率仅为3.2%，加之危机后一直存在的贸易保守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以及美国之前倡导的“再工业化”战略，增加了中国维持国际市场的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亚太自贸区建设在更高层级和更广范围内提供了吸纳剩余商品和过剩产能的平台，促进了要素在更大的空间内自由流动，这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修复国内经济循环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亚太自贸区建设有助于彰显“中国自信”。亚太地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中国又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火车头”的作用。2013年以来我国贸易规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GDP年增速连续保持在6.5%以上，这些均反映出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领域扮演了主导型的角色。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让中国以世界大国的姿态和良好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积极参与和主导区域经贸规则制定，有助于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彰显“中国自信”。 

三是能有效对冲TPP和TTIP等对我国的负面影响。TPP和TTIP规则是奥巴马政府为了重塑亚太地区经济格局和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与APEC经济体国家签订的一项经贸投资协定，该协定为中国设置了较高的进入壁垒和门槛成本。鉴于美国即将展开新旧政权交替，无论TPP和TTIP协定是否被新任总统特朗普认同，中国主动推进的亚太自贸区建设在促进我国与区内国家的进出口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降低TPP和TTIP规则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产生的负面影响。 

四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有助于促进区内贸易便利化，为参与贸易的各国增进福祉。自2013年中国上海自贸区开始试水至今，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和布局的自贸区体系，已经将自贸区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步拓展到中西部内陆地区，同时在自贸区管理上积累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系统化的经验借鉴。尽管国内自贸区模拟的是“境内关外”这类经济环境，但是在促进商品交换和贸易发展，推动中国建立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以及促进贸易便利化上与亚太自贸区建设具有同一性。比如单一窗口建设、风险管理、港口查验、货物通关等海关清关以及电子口岸等便利化的经验措施均可以用于亚太自贸区建设，从而减少双边或多边贸易中的摩擦力，促进更加平等的商品服务交换以及增加区内各国人民的福利。 

五是为中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转型提供发展契机。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低端环节，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不高，获得国际利润较低，不利于中国贸易长期持续增长。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决定分工，市场的广度决定了分工的细度。亚太自贸区这一广阔的市场空间会在参与国之间形成更加细致和紧密的分工，使得区内各国家各地区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不同环节加强交流和合作，从而将产品的价值环节进行分解外包给不同国家。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倡导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先发优势和已经积累的经济竞争力进入价值链的较高端环节，从而摆脱单纯依靠规模占据国际市场的粗放式路径。 

六是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具有的系统化属性有助于改变区内经贸协定的“零散化”和“碎片化”格局，从而促进资本资源的更加高效配置。无论之前的双边协定还是多边协定，在内容设置和具体规则制定上出现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叠，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服务贸易依据不同的协定，无形中增加了商品流动和交换的成本和阻力。亚太自贸区通过高规格宽领域的一体化经贸合作与发展，有助于解决存在的叠加性问题和“碎片化”的难题，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稳定性和持续性。这就为后续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目标夯实基础。 

整体上而言，亚太自贸区建设与2013年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一样，都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在改善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维持经济秩序中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体现了亚太地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同时也是中国提升话语权和国际经贸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