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供应链管理中，大宗商品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类别，因其同质化、标准化程度高，同时是众多产业的基础原材料，因而比普通商品更具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具备了极强的金融属性。
　　我们研究实体供应链，往往会从真实的供需出发，追求如何通过最有效率的方式达到供需的平衡。然而，当某个商品具备金融属性后，它的市场就不仅仅只有供需双方参与了，驱动着这个市场的还有另一只无形的手——投机。在大宗商品市场中，投机的目标显然与真实的供需双方大相径庭，它们并不以驱动实物最终交割为目的，在投机者的眼中，获利是唯一的目标！
　　尽管如此，投机的存在对大宗商品市场是有着诸多的积极作用的。他们增强了市场的活跃度和流动性，推动了价值的提前发现。他们在获取收益的同时也承担了价格波动风险。存在即是合理，存在即是价值！只是，作为真实的供需双方，在不否认投机者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是否也应当亲身参与其中，投机一把呢？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却让许多人谈之色变的问题，因为谈到大宗商品期货投机，一定会让我们联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株冶锌事件
　　株洲冶炼厂于1956年成立，是中国最大的铅锌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全球五大铅锌冶炼生产厂家之一。
　　1997年3月，株洲冶炼厂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徐耀东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进行透支交易，大量卖空锌期货合约，其头寸远超既定期货交易方案。徐耀东并不知道，自从株冶开始做空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国际知名期货交易商嘉能可公司盯上了，后者与其它机构联手对株冶进行全面“逼空”。事情败露前，株冶已经在市场抛售80万吨锌，而当时株冶全年的总产量也不过区区30万吨。
　　事发后，1997年7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专门召开办公会议处理“株冶事件”。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亲自到工厂蹲点近一个月，一边采取头寸止损、追加保证金、合理调期等措施紧急处理头寸，一边通过各种渠道调集其他锌厂的货源、组织交割，力争将损失降至最低。但终因抛售头寸过大，最后只好以高价买入部分合约平仓履约，导致株冶在最后集中性平仓的3天内亏损额高达1.7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4.6亿元。
　　国储铜事件
　　中国是全球铜的第一大消费国，拥有无可匹敌的消费量，照理中国市场打个喷嚏全球铜业都要来个地震，但是代表国家物资战略储备的国储中心却曾因管理不善，在国际铜期货市场上因为过度投机而被国际基金全面狙击，折戟沉沙、损失惨重。
　　故事源于2003年国际铜价快速攀升，持续上涨的时间和上涨幅度均超过以往，因此世界各大机构纷纷预测在此轮上涨之后，国际铜价即将步入下跌时期。而这些预测背后，隐藏的却是一场针对中国国储局的多空之战。
　　时任国储调节中心处长的刘其兵对这些预测深信不疑，他通过LME场内交易员在铜期货市场上以每吨3100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铜，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事实上，刘其兵的举动一直受到由斯迈尔金属公司、瑞富期货、伦敦标准银行、巴克莱银行、曼氏集团等国际基金组织的密切关注，时机一到，基金公司终于按耐不住，联手发起了对国储仓位的逼空之战。
　　面对国际基金咄咄逼人的“逼空”态势，刘其兵突然神秘失踪，背水一战的国储局只好匆忙接招。从2005年11月开始，国储官员竭尽所能为空头造势。从宣称拥有130万吨的铜储备量，到连续四周在国内现货市场上通过拍卖抛出两万吨现货意图平抑价格，此前行事极为低调的国储局一反常态。然而事以愿违，他们的高调转变被市场解读为心虚，反而刺激着国际铜价进一步上涨。自2005年9月中旬以来，国际铜价持续疯长，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致使国储局损失折合人民币9.2亿元。而国内生产企业因为铜价高涨而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
　　中航油事件
　　作为中国航油巨无霸，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是其唯一的海外“贸易手臂”。中航油从2003年3月底开始参与投机性期权交易，这项业务实际由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所掌控。在2003年第三季度前，由于中航油对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判断准确，公司基本上购买“看涨期权”，出售“看跌期权”，产生了一定利润。
　　2003年底至2004年，中航油错误地判断了油价走势，调整了交易策略，卖出了买权并买入了卖权，导致期权盘位到期时面临亏损。为了避免亏损，中航油分别在2004年1月、6月和9月先后进行了三次挪盘，即买回期权以关闭原先盘位，同时出售期限更长、交易量更大的新期权。但每次挪盘均成倍扩大了风险，该风险在油价上升时呈指数级数地扩大，直至中航油不再有能力支付不断高涨的保证金，最终亏损约5.5亿美元，创下了新加坡自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案以来最严重的金融丑闻。
　　除了上述三个典型事件，还有2003年豪赌棉花价格上涨而巨亏6亿元的中储棉事件，以及2003年的大豆风波，2005年的中盛粮油事件，中国企业在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上吃过的亏可以写出厚厚的一本回忆录，书名甚至可以借用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来命名！
　　回顾这些案例，我们除了唏嘘不已，可能更多地会将责任推给“投机”。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细心的读者一定会从上述的案例中找到一些共同点：
　　首先是监管的缺失。事实上，早在1995年，国务院就下令禁止国内企业、公司炒做外盘期货，原因是中国当时的市场经济尚未成熟，各方面条件也不具备做外盘期货的能力。然而，从株冶、中储铜等事件来看，表面上看是因为个别人员手握操盘大权，轻而易举地违反规定。实际上是上下不作为，姑息纵容的结果。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东窗事发，纸包不住火的事件，而对于那些利用职务之便，动用国有资金赚得盆满钵满的蛀虫又有谁人能知呢？出了事国家买单，没出事个人发财。巨大利益之下的监管制度缺失才是这些事件的元凶。
　　其次是风险管理机制的缺失。就拿中航油事件来看，该事件的核心人物——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事后讲到中航油集团处理危机细节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中航油集团2004年10月3日就开始了解到事件的严重性。当时的账面亏损为8000万美元，如果那时集团决定斩仓，整个盘位的实际亏损可能不会超过1亿美元。然而，当时集团领导大部分在休假。9日，新加坡公司正式向集团提出书面紧急请示。如果当时斩仓，实际亏损应为1.8亿美元。然而直到16日，集团才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进行研究。”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我们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竟如此的缓慢脆弱，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最后是国际期货市场的经验缺失。在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从ABCD四大粮商说起》中，笔者曾详细阐述了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商们如何通过期现一体化供应链模式而将粮食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上，做到不论市场涨跌如何，都可以保本获利。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领域里，中国是后起之秀，虽然拥有巨大的市场和消费，甚至从某种层度上掌握了需求端，却对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不甚了解。毫不夸张地说，拥有金融属性的大宗商品市场，是由国际资本家、银行家、实业家、甚至是政治家互相厮杀肉搏的角斗场，其中又牵扯到汇率、利率等政治经济因素，因此极为复杂。没有两把刷子，又怎敢将巨额资金投入到国际市场中去做所谓的“投机”。
　　事实上，这些案例中的所谓“投机”其实根本称不上真正的投机，而是别人开个赌局，等着愚蠢的鱼儿去上钩。真正的投机有三个前提：第一、基于市场规则的充分了解；第二、基于收益和风险的评估及决策；第三、基于目标的止损和退出。
　　痛定思痛，自从2005年之后，国家在参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领域做了许多重大的布局和调整。例如，2012年通过港交所收购了伦敦金属交易所（LME）；2013年广发证券收购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的大宗商品部；与此同时，中粮集团也加速了其全球扩张的步伐，收购了荷兰尼德拉集团和新加坡莱宝集团等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商。以郑交所、上交所、大交所为代表的期货交易所逐步完善了大宗商品期货现货交易的规则制定，以及近年来数百个电子交易平台在推动现货市场上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这个世界大宗商品消费大国正在一步步地朝前迈进！
　　文章的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作为实体企业而言，不要因为大宗商品市场存在投机就谈之色变。大宗商品期货具有“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作用，是国际上从事大宗商品生产、采购、销售等实体业务企业的“必备工具”，我们不要因噎废食！关于这个工具怎么使用，笔者将在未来的文章中与大家深入探讨。